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1998年11月28日第4版刊登了舒芜《另有一个诗坛在》一文，引起很大的反响，也招来一些反对意见。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1月20日“文史天地”栏刊载朱岭云《关于舒芜：让人不得不说的话》一文，持论偏激，往往以强烈的主观感情和市民恩怨代替客观、公正的文艺批评，甚至有全面否定《海岳风华集》的意图。作为《海岳风华集》线装本（浙江文艺出版社96年8月出版）和修订本（98年3月出版）的主编，我们也有一些话“不得不说”。
针对舒文，朱氏首先批判了“词宗南宋”之说，指责陕西魏新河、甘肃徐先龙两位空军飞行员和辽宁青年职工张树刚是“当代遗少”，“意象、词句，多袭自古人，羌无创获”，“作品的主语是古人，不是作者”，“让人感到一股陈腐的气息”，“骸骨迷恋也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。”其实，词宗晚唐五代，或宗北宋，或宗南宋，都是师法前贤。我国古代的文化是那么灿烂辉煌，宋词创作的局面是那么繁荣兴盛，今人没有理由不学习，不借鉴，不继承。南宋词精工典雅，韵律铿锵，艺术成就很高，正可补救当代词作普遍存在的粗率浮浅之弊。我们选编海内外中青年诗词佳作选集，必须考虑作者地域分布的广阔性，作品题材、体裁、风格、流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而《海岳风华集》修订本52位作者中，标榜或部分标榜词宗南宋的作者只有六人，他们在艺术上都取得较高的成就。魏、徐、张三位青年都极富才华，理应尊重他们的爱好与选择，文艺批评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（朱文不是强调“对于个体自由的超越性追求”吗）。词宗南宋，无可指责。
朱文还批评魏新河的《翠楼吟》“分明蹈袭苏轼的《贺新郎·次韵章质夫杨花》。该人同上面的张树刚，下来的徐先龙，都以学习古人标榜。舒芜对此极尽赞赏。但是试问，难道除了社会生活，还能有别的文艺创作的源泉吗？”需要指出，北宋章质夫的杨花词与苏轼的和作，词牌都是《水龙吟》而不是《贺新郎》。众所周知，人的知识有两大来源，一是书本，二是实践。对文化人来说，从前者获得的知识远比后者多。这是常识，不存在否定创作源泉的问题。从生活到创作，从模仿到创造，是艺术发展的规律，不能简单地视为蹈袭古人，脱离现实。歌德说得好：“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？……”如果他们发现莎士比亚的某些诗句在古人的作品中也曾见过，就说莎士比亚抄袭古人！”“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，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，那都是一样，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！”（《歌德谈话录》）1825年1月18日）其实，这三位青年作者中，也有刻意求新，成绩卓著的。例如修订本223页魏新河的《水调歌头》（双机编队飞行）、《水龙吟》（黄昏飞越十八陵）、《满江红》（飞越歧山宝鸡）诸作，皆俯仰乾坤，宾客万象，空间之浩渺，时间之永恒，尽归于笔下。词风豪迈，意境开阔，才情襟抱，罕有其匹。这里的主语明明是作者，不是古人。而朱文对这几首创新佳作“只字不提”，有欠公允。
北京青年诗社社长靳欣是朱文批判的第四位青年作者。舒文和朱文都引用了她的三首无题绝句，前者仅略表欣赏，未作具体评价，后者却大张挞伐，指出靳欣的诗“拼凑杂拌，语意凌乱，不知所云”，但毕竟也未能说清具体的语病何在。朱文批评靳欣是宾，而指责张中行、舒芜等文学前辈是主：“张中行既不是诗人，也不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（作者按：张老著有《诗词读写丛话》等书，算不算研究成果），看不出这首诗的毛病情有可原，无庸诧异。”“舒芜明明是‘绀弩体’的健将，也做出了不少好诗，又教授古典文学多年，怎么连这首诗词句不通的毛病都看不出来呢？”朱氏还将文艺批评范畴以外的一些琐事，如靳欣为出版诗集《二十四番花信》而请吴祖光先生作序的“催稿信”、落款及漫画卡通女孩等等，都不厌其烦地引人文中，读后感到朱氏不像一个富于思辩能力的批评家，倒像一个饶舌的坊间妇女。须知闲言碎语说得越多，距离他自己标榜的“对于人类全体的终极关怀”、“第一等之襟抱”的做人论诗标准则越远。
舒文称赏四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是很有分寸的，朱氏则一概加以否决，并进而试图否定《海岳风华集》中几乎全部作者和作品，指控入选作品“没有几首称得上是真正的诗歌”。好在评判诗歌的权威是专家，是读者，是历史，决不是个别文艺批评的门外汉。请听听几位专家、学者对《海岳风华集》线装本和修订本的评价吧！南京著名诗人丁芒《读（海岳风华集）》一文称赞此书具有“充满入世精神”、“豪壮为主的风格”和“丰沛的时代感”三大特点，指出此书“对中国诗歌（包括新诗和旧体诗词）的整体走向、对诗歌爱好者如何学诗写诗，都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。”韶关大学王林书《新松今已高千尺》一文称此书“集全国之精英，成一代之佳选”，“本书的主要成绩，可以概括为十个字，五个方面，即路正、情深、感新、才宏、学厚。”“是一部充满激情和希望、令人振奋的好书”。暨南大学洪柏昭《姹紫嫣红的春花》一文指出：“多层次、多侧面的性情、襟抱流露，多时空、多维度的人事、物象描写，多元化、多样性的技巧、风格呈示，是构成这一红紫纷披的艺术花束的合成元素。”“堪称当代中青年诗人的代表作。”以上几位专家的评价，足以驳倒朱文中缺乏论据的论点。
对待同一首作品，有人嗤之以鼻，有人却赞叹不已。《海岳风华集》修订本入选作者、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张梦机博士近日读了舒文后来函说：“张树刚君，年才二十有馀，而词竟填得如此酉覃酉覃有味，殊为难能可贵，他日成就，实不可限量。”而朱氏却斥责张树刚等青年人的作品是“非伪即劣的诗词”、“歌风吟月的消遣之物”。真是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文艺批评工作者及文艺创作者深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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